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500年的彩陶盘龙纹等。
这些原始的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对应。
它们是中华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接下来,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1年,即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
在这期间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材质上,有了更多的龙纹、龙形。
如南河阳洛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龙纹陶器。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龙纹、妇好墓出土的玉凋龙。
徽省阜南出土的龙虎尊龙纹,出土于西陕临潼零口西段村的西周利簋龙纹、出土于西陕宝鸡贾村塬的西周何尊龙纹等。
这些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
考古工作者判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器属于该遗址的二三期。
断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西周时期。
龙形饰仅存头部,龙张口,上吻向后勾卷,龙角长而前伸,龙耳廓大。
龙柱形器,上大下小,器顶平,一龙站于器顶,龙角后卷,龙口大张,垂须,下半身垂于器壁。
龙虎尊之尊肩上,铸高浮凋呈蠕动游弋状三龙,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造型,龙眼浑圆;
尊腹部主纹,均为高浮凋虎与人。
青铜神树之一侧,有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自上而下,作蓄势待飞状。
这条龙身细长弯作s形,龙首昂起,龙角上扬,龙口大张。
青铜立人像着左祍长襟龙纹上衣,衣右侧和背部饰阴刻龙纹,龙昂头张嘴,颌下有须,长颈,尾上翘。
比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会发现很多一致的地方。
第一、细长、弯转的龙身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之飞龙龙身,与南河py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龙身、西山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盘龙纹龙身一致。
第二、龙的头部取材于动物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柱形器之龙头,与南河py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之龙头;
三星堆遗址三号坑新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之“龙身牛头”;
徽省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玉凋龙之“龙身牛头”。
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比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晚出。
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的判断。
也即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产生的以龙为标志的文明,辐射、影响到了三星堆文明。
综上所述,能形成好几点共识。
第一,龙纹、龙形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生活在三星堆方圆的古蜀人,也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第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学彷了新石器时代其他文明的技术。
所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和中原夏商两代的龙纹、龙形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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