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大海商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联络朝廷官员提出海禁政策，自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那些利益受损的中、小海商，不是弃海上岸，就是干脆下海为盗，成为了东南沿海的一个祸害根源。

　　在以往，这些海商们不是依附于郑芝龙这样的海盗头领，便是依附于控制着海贸货源的缙绅豪族。但是不管依附于谁，他们同样是要付出不菲的代价的。

　　而这两方之间的冲突，也常常会波及到他们。因此对于这些海商们来说，由朝廷出面整顿海上的秩序，保护东南沿海各港的安全，显然是最合乎于他们的利益的。

　　再加上，过去一年来朝廷的行动告诉了他们，朝廷的目标显然并不仅仅在于保护几个本土港口和东南沿海的海上秩序，朝廷还在组织人手和力量为大明海商开拓海上贸易的安全航线。

　　单纯的开放海禁，其实对于这些海商们意义不大，因为距离大明较近的几处贸易港，能容纳的大明货物数量是有限的，开放海禁不过是让此前垄断了这些航道的海商们降低了利润，事实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但是对于拓展安全贸易航线，却真正的引发了这些海商们的兴趣。这个时代贸易利润最为丰厚的，自然是海外贸易，但是海外贸易的利润也是分等级的。

　　像那些欧洲商人跨越大洋而来，他们往返欧亚一趟的贸易航行，所得利润必然是投入的3倍以上。

　　而中国商人前往日本、马尼拉、会安、巴达维亚，利润大约在50%-150%之间浮动。这还是托了中国银贵而外国银贱的好处，简单的来说，便是这时代的汇率不平等，给大明货物提供了加成。

　　一旦这个不正常的汇率被拉平，国内外的白银价值相当，那么近海贸易的利润必然会跌落到50%上下。

　　因此开拓跨洋贸易，自然是每个中国海商的渴望。但是远洋贸易不同于近海贸易，不熟悉的风土人情和天候水文，大大的增加了跨洋贸易的风险。

　　所以当欧洲人开启大航海的时候，乃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发起的新航路探险计划作为开端，而不是某个渴望获得东方商品渠道的大商人组织的探险。

　　这完全便是因为，开拓新航路从来不是什么赚钱的生意，也不是成功率极高的探险航行。相反，先驱者冒着极大风险和巨大投入换取来的新航路资料，最终为后来者发家致富指明了道路。

　　虽然现在已经快到大航海时代的尾声，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已经被欧洲航海家所发现，仰仗着这些欧洲航海先驱的工作，大明人从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欧洲书籍中，也开始渐渐的认识了自身所处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各个海域的水文天候资料，各个港口的潮汐规律，欧亚航线的具体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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