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之困窘,一在朝堂、一为天灾,其三便为财政。大明自开国伊始,便是将商税摒除在外。“士农工商”,历朝历代,便是将商人列入社会的底层来对待。但到了明朝,朱元璋立国之初,便认识到了商人“以通有无”的价值所在,甚至在国家大政上对商贾进行倾斜,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甚至于,朱元璋还废除了唐宋以来“商人不得做官”的歧视性规定,也为后来商贾之家、乃至军户之家的子弟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虽然此时朝廷对商人还有多种限制,但总的来说,商业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商贾的发展凸显出来。
到了明中叶以后,经历了百年的浸润之后,商贾子弟入朝为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士人和商人这两个阶层开始迅速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江南一带,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dù的提高,江南富贾阶层开始大规模的进入文官集团。
大明的高官,便意味着其家中的富贵,即便出身寒门,他也同样需要来自于家乡商贾阶层和士林的人脉以及经济支持。
于是大明立国之初太祖提出的商税三十而取一,变成了文官集团和商人集团不可碰触的底线,任何敢于挑战这条底线的人,包括皇帝在内,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与之死战到底。商贾集团逐渐和文官集团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大明疆域之内,但凡是可以赚钱的行当,背后莫不是这是士绅在主导。
谁敢去谈征收商税,便是和士绅集团为敌,便是和出身于这个集团的高官显贵为敌,便是和天下士子为敌,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崇祯皇帝继位之初,便被东林党人忽悠了一次,召回各地的矿监、税监、织造等内官,一时间内库空的可以跑耗子。各地文官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东林党人一时间再度扬名天下,成为士林口口相传的铁骨铮铮、风骨凛然的正人君子。崇祯却是不得不吃了个哑巴亏。
如今,朱平安在登州,便是要在这趟浑水中火中取栗。将大明北方的海贸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当然。硬来是绝对不可取的。那将遭到满朝文武,甚至是天下士人的诋毁、谩骂攻击,现在的朱平安可是绝对顶不住这种压力的。于是。只能顺势而为,既然广东、福建、浙江能够设置市舶司,那登州有何不可呢?
登州地处山东的最东端,麾下四卫临海而建,虽然比不得广东、福建、浙江的海贸,但每年的贸易量总额也在千万两白银上下。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所谓的走私,朝廷是收不到一分一厘的税银的。
威海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都有各自所属的码头甚至是私港,从朝鲜、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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