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或许钱象坤以为凭着自己在江南官场、江南士林之中的影响力，皇帝和朝堂上的大臣们，为了顾忌自己的名声可能不会处理他。

　　又或许钱象坤是碍于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太大，为名所累，不得不上书朝廷，以致仕辞官相威胁，要求朝堂诸公收回成命，赦免钱谦益、惠世扬以及郑三俊、钱士升等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想致仕回家。

　　然而不管怎么说，钱象坤这样做，在他看来，都是名利双收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朝廷既不同意他致仕，也不无罪释放这些人，他的名声也只会更大，江南士子哪个不得树起大拇指，说他一句好。

　　而即便是朝廷同意他致仕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对他们这些“公知”来说，朝廷越是打压他们，他们反而越高兴，因为他们会借着这样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名声。

　　而且这个时代里，**不仅不违法，而且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文人雅事，崇祯皇帝就是想收拾他，也没法拿**这种后世惯用的对付公知的方法搞臭他。

　　然而，钱象坤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眼里，却是根本就不重要。

　　二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接到钱象坤的致仕折子及其谏言之后，一点也没耽误，二月二十六日就批准了他的致仕折子，并在转给内阁的朱批之中，直接任命了京师礼部左侍郎周延儒为南京礼部尚书。

　　而到了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之后，周延儒就陛辞出发，前往南京接任礼部尚书去了。

　　至于其他官员上书救援钱谦益、惠世扬等被捕之人，并为郑三俊等免官之人的折子，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好不容易逮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些超级“公知”级别的东林党大佬们清理出朝堂，他又怎么会轻易地受到这些不明内情的官员上述影响，坏了自己早就谋划好的计划呢？

　　这些东林党超级“公知”在明末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其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方面的积极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作出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决策。

　　而这些一贯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公知”人物，除了其中极个别的尚有节操之外，大多数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伪君子，至少大名鼎鼎的江南士林“四钱”之中没有一个为崇祯皇帝的死而殉节。

　　其中，尤以“四钱”之中的钱谦益最为突出，可以说是典型的两面派人格。

　　这些明末的超级“公知”，在明朝的时候，一边做高官，一边当着大地主，同时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家族中其他人经营商业，常常还是极其富有的大商人，但是他们却对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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