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很讲究的大门前。高高的门楼上写着的中国字足有一英尺高：乐道院。我想，如果这是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四面围墙上为什么还要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呢？为什么还要有了望塔？为什么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要吆喝着把我们从车上赶下来呢？”

　　几天前，在上海龙华集中营接到“转移”命令的鲍尔他们，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况。当鲍尔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走过门楼，进入集中营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一群囚犯的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我看着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梳成了一个发髻。她的颧骨外凸。”在这里，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

　　铁网高墙围困，房舍破烂不堪

　　乐道院竟变成了牢狱，鲍尔感到不解。其实，困惑的并不只是鲍尔一人。

　　作为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汉奎特，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连连摇头：“非常混乱，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

　　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此前，乐道院内学校、医院以及生活设施俱全。日军进占后，征用民夫砍伐树木，拆掉内部院墙，四周围墙布设电网，新建的岗楼上全部安装探照灯。院内修了环墙路，墙头架设铁丝网，日军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枪，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昔日绿树成阴、环境优美的乐道院，顷刻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澳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集中营里，除少数家庭单住一间房外，多数混合居住。小平房内，每间住8个人。大房间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在年幼的戴爱美记忆中，“每铺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了夜间的‘音乐’。对一切成年人来说，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

　　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二百多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号码，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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